本届亚运会,实现了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大团圆,我们最该感谢的,是阿富汗、伊拉克、东帝汶和巴勒斯坦的参加。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要么局势动荡,要么饱受战争困扰,共同的特点是体育部门很难正常运转,参赛经费捉襟见肘,但他们最终还是来了,站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现人性中最积极的一面。
阿富汗选手的故事 女选手相当于高级白领 瓦尔达克告诉记者,阿富汗全国只有首都喀布尔有两个大型体育馆,两个月前,各地运动员来到喀布尔参加的亚运选拔赛,几乎都在室内举行,“主要出于安全考虑,而且女运动员不方便在户外活动,很容易遭致围观,带来危险。”
瓦尔达克说,这次共有6名女选手来到广州,创造了历史纪录,“我们国家女运动员很少,女性想从事体育运动,首先得过家人这一关。”阿富汗国家队运动员拿着统一的45美元月薪,这在当地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相当于“高级白领”的待遇,亚运会期间,每人还可以获得20多美元的零花钱。当然,如果真的取得了成绩,奖金也是不少的,今年2月,阿富汗男篮在南亚运动会上夺冠,“阿富汗奥委会拿出2.2万美元奖励这些小伙子。”
7分落败哭成一片 亚运会采访期间,记者在不少阿富汗队的比赛现场,向队员了解他们的训练过程,发现他们的艰辛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条件相对较好的是篮球和摔跤,摔跤队在土耳其训练,篮球队则在美国集训。
在阿富汗男篮中,有6名队员常住美国,但在美国的球员,也分散在东西海岸各州,每次训练都是一次大迁徙,队长马什里基在纽约工作,“一旦遇上集训,每周五下班后飞到加州,训练两天再连夜赶红眼航班回纽约。”篮球队集训时,教练拉菲克的家就成了集体宿舍,“没办法,我们经费有限,只能这么做,和阿富汗国内相比,已经很好了。”
和印度男篮的预选赛中,阿富汗7分落败,赛后,全队12名球员在更衣室里哭成一片,甚至连主教练和助理教练都抱成一团。记者有些纳闷,不过输一场球,怎会如此悲哀?15分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得到了答案他们的眼泪不仅仅为了一场比赛的失利,也不仅仅为失去再打五场球的机会,而是为了无法给阿富汗儿童带去更多美好和希望。
打高尔夫重在参予 广州亚运会上最令人吃惊的,是阿富汗竟然还有两位高尔夫球选手。当记者赶到比赛场地九龙湖高尔夫球会时,比赛已近结束,记者现场询问成绩,成绩记录员皱皱眉头,没有直接回答,“重在参与嘛。”
赛后,记者了解到,三天比赛中,阿富汗两位选手萨尔瓦里和法泽勒,一个总杆307杆(高于标准杆91杆),一个总杆355杆(高于标准杆139杆)。皮肤黝黑的法泽勒是90后,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法泽勒告诉记者,阿富汗全国只有一个九洞球场,在首都喀布尔,没有草皮没有树没有水,大部分球道上堆满了硕大的石子,果岭是灰色的,由油泡湿的沙子铺成,“国内局势紧张时,我们练球得雇上保镖,端着枪在一旁保护,以防被绑架。”萨尔瓦里说,球杆上常常会爬满荒漠蚂蚁。
亚运会高尔夫球裁判冯力源告诉记者,阿富汗高尔夫球队每天只能为球员提供五颗球,“赛前试场过程中,他们的球就所剩无几了。”裁判们看不过去,凑了两百块钱,为他们买来150粒二手球。
为倒数第一喝彩 上周五,亚运板球决赛中,阿富汗队118比119不敌孟加拉,1分之差憾别金牌。获得银牌的队员们没有欢呼和喜悦,没有一个队员愿意走到混合区接受采访。颁奖时,站在领奖台最后一个的哈桑一直用手抹着眼泪,脖子上挂上银牌后,小伙子泪奔了,拿出一顶圆帽戴在头上,颁奖典礼结束,记者走到哈桑身边,问他帽子有什么特殊意义,哈桑摘下帽子,露出包在头上的阿富汗国旗,“我想得金牌时摘下帽子,让大家看见这面国旗……”
并非每场比赛都是那么沉重,除了眼泪,阿富汗运动员也会品尝“重在参与”的快乐。
武术比赛最后一天,记者在南沙体育馆看到,代表阿富汗参加男子太极拳比赛的哈提卜扎达,竟然没有音乐伴奏,这本身就违反了比赛规则,整套表演出现五次明显失误后,哈提卜扎达不好意思地退下场去,他的7.11分是全场最低得分,但大家给他的掌声雷鸣般响亮。运动员看台上的另一位阿富汗运动员萨哈站起身,使劲朝退场的兄弟挥手,两天前的武术套路比赛中,萨哈没握住手中的刀,让刀飞了出去,他坦然对记者调侃起自己,“我是倒数第一,今天他也是,我们阿富汗另一位参加武术比赛的哥儿们,也是倒数第一。”萨哈笑着说,“我的刀掉出去的时候,全场观众都在笑,但也为我鼓掌。”
阿富汗的“姚明和刘翔” 也不是每个项目都那么不尽如人意,他们也有耀眼的明星跆拳道运动员尼克帕和巴哈维。
尼克帕两年前在北京获得了阿富汗历史上惟一一枚奥运铜牌,巴哈维曾在2007年世锦赛上获得银牌,他俩在阿富汗的地位,就像姚明和刘翔在中国。
记者在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跆拳道训练馆见到了两人,干净的阿迪训练服,手臂上绑着iPod,时尚的发型,完全看不出硝烟的痕迹。三年前世锦赛夺银后,巴哈维得到政府奖励的车子、房子和奖金,共计3万美元,尼克帕在奥运会后更是得到了10万美元的奖励,原先靠理发为生的尼克帕,用这笔钱开起了公司,做起了电力工程老板。
巴哈维拒绝了拍电影的邀请,在喀布尔开了一家跆拳道俱乐部,目前有300名学员,包括50名女学员,本届亚运会第一次代表阿富汗出战的女运动员,就来自巴哈维的俱乐部,“跆拳道让阿富汗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梦想,尤其对孩子更是如此。”
记者第二次看到尼克帕,是在广东省体育馆,68公斤级以下八分之一决赛中,尼克帕对阵中华台北的罗宗瑞,前三局两人战成0比0,加时赛第10秒,尼克帕被对手骤然击中头部,亚运奖牌梦就此破灭。失利后的尼克帕坐在热身场地里,半天回不过神,嘴里念念有词,手上不断做出击打动作,他实在不愿相信,只打了两轮就被淘汰了。匆匆走过场边混合区,尼克帕语气低落,“我很难过,我无法拿奖牌了……”不久之后,巴哈维在80公斤以下级比赛中为阿富汗队夺得一块银牌,在混合区,巴哈维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获得奖牌的人,阿富汗的人民因为亚运会暂时忘记了痛苦,我开始期待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一枚奖牌了。”
伊拉克选手 训练天需冒风险 奥体中心射箭场混合区,记者遇到了伊拉克女子射箭运动员马什哈达尼,她告诉记者:“我们训练没有任何威胁。”哈马尔希德在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拿到铜牌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标题为“一边训练一边躲炸弹”的文章,事实上,那些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上训练无须冒任何风险,“我们每天早晚会在河面上训练两次。”除了那枚铜牌,哈马尔希德留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那口流利的英语,哈马尔希德说,伊拉克赛艇协会专门聘请了一个美国教练,“他有系统的训练手段,给我们的指导很有效。”伊拉克奥委会官员穆坦告诉记者,运动员的安全感还来自于再也没有萨达姆大儿子乌代这样的独裁者了,“乌代渴望冠军,憎恶第二,在他担任奥委会主席的日子里,如果运动员没有拿到第一名,就会和教练、经纪人一起,受到殴打以及惩罚。”
要想回归体育强国,伊拉克还得克服一个巨大的瓶颈缺少经费。为了备战亚运会,伊拉克政府提供了200万美元经费,但依旧杯水车薪,就连2007年斩获亚洲杯冠军的伊拉克男足,也无缘亚运赛场,“我们本来打算参加19个项目的比赛,但由于经费问题,参赛项目只能一减再减,最终剩下13个,没办法啊。”伊拉克奥委会主席哈穆迪说。好不容易获得经费支持来到广州的伊拉克田径队,尽管每人每个月的工资有400美元,比阿富汗高了一大截,但装备同样陈旧落后,来广州时穿的都是旧的训练鞋,开赛前一天,热心人为他们找到了一批专业钉鞋。
东帝汶选手 分三批来到亚运会 在运动员村,记者见到了东帝汶代表团团长古铁雷斯,黝黑的皮肤,瘦小的身躯,灰色西装里白色衬衫领子笔挺,西装外搭着一块红金相间的围巾“由于印尼火山爆发,我们分成三批来广州,有的走巴黎-新加坡路线,有的经过雅加达-香港,大多数人由亚奥理事会资助才能过来。”古铁雷斯说得很实在。
姚明、刘翔从未听闻,他最羡慕开幕式点燃圣火的何冲,“他是全亚洲最幸运的运动员!”
2002年5月从印度尼西亚统治下独立的东帝汶,还没有实力培养自己的职业运动员,这次参加广州亚运会的29人均为业余选手。
失败没有遗憾 31岁的巴罗斯是一家公司的保安队长,三个月前才开始练举重,每天下午5点下班后,骑自行车去练习健身房用的卧推杠铃。77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巴罗斯抓杠铃的姿势就像拎起自己的自行车,三次试举,都没能举起杠铃,成绩倒数第一,但这个皮肤黝黑、戴着玉珠项链的男人眼中没有一丝遗憾。
第一次穿比基尼 女子沙滩排球姑娘莉娜和桑托斯是在校学生,在广州,她俩第一次穿上比基尼比赛,两局总共只拿到5分,但穿泳装的经历足够回味一生,“在东帝汶,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暴露身体,我们训练时总是穿着裤子和长袖T恤。”
29人中,最遗憾的是上周六参加女子马拉松比赛的纳波莱昂,她之前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13分31秒,虽然从一开始就落在了后面,但她还是不断在奔跑,当周春秀以2小时25分撞线跑完马拉松全程后2分钟,纳波莱昂才通过30公里线,落后了12公里以上,但她显然没有放弃的意思,2小时56分17秒时,通过了35公里计时分段,但此时,组委会中止了她的奔跑,纳波莱昂不得不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无奈走上收容车。
巴勒斯坦选手 亮相1分钟就败下阵 在亚运村,巴勒斯坦代表团随队官员哈里杜告诉记者,由于遭到封锁,代表团成员分别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发,赶到广州后再进行集结,“和随时随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相比,耽误训练和参赛并不是什么大事。”哈里杜说。亚运会上,媒体们都在为伊拉克羽毛球运动员阿扎德坐了十几小时飞机,只打了26分钟便结束了广州之旅惋惜,事实上,本届亚运会出场时间最少的选手,是巴勒斯坦人萨尔汉,在男子柔道60公斤级比赛中,萨尔汉与韩国奥运冠军崔敏浩对抗了不到一分钟,便败下阵来。这是20岁的萨尔汉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对他来说,能和奥运冠军交一次手,就是最大的收获了,“亚运会有助于我提高实力,这在巴勒斯坦很难实现。”赛后混合区,萨尔汉告诉记者,战乱将基础设施严重破坏,他在巴勒斯坦找不到合适的训练场地,甚至无法与队友汇合,“开始集训时,我们和耶路撒冷那边的队友们根本无法取得联系。” (来源:申江服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