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广州亚运会落幕已经一周，但舆论中关于举国体制是否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讨论并未因此停止。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学界人士，他们的共识是，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世界大赛上不断豪取金牌之际，中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滞后和国民体质健康堪忧的现状，却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呈现明显的不对称发展态势，与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确实已到需要变革的时期，不过，要实现中国大众体育水平的提高和国民体质健康状况、尤其是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好转，却不是单凭取消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就能达到目的的。促使整个社会对体育的价值观褪去功利色彩，从而恢复体育运动教育人、发展人的功能；促进政府对体育工作的政绩观从狭义的、“唯金牌论”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转变为广义的、以满足大众需求为出发点的大众体育举国体制，可能才是这场大讨论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完成历史使命的举国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
“这场从媒体开始的对举国体制的讨论，是中国社会对体育价值认识有了进步的表现。”体育体制研究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袁旦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发展体育事业，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在国际赛场展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同时鼓舞国民士气，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模式，举国体制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袁旦说。
这种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有针对性地发展竞技体育的做法，使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得以较快的速度跻身世界前列。
特别是在新中国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中国代表团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15枚金牌，到中国女排的“五连冠”，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像袁旦所说，“60多年来，举国体制为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回想起五星红旗一次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国歌一次次在大赛中奏响，举国体制给中国体育带来的这种扬国威、振民心的效果，给予它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不过，随着中国代表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一周前结束的广州亚运会上大把大把地获取金牌，有关“举国体制是否还应坚持”的讨论在舆论中逐渐升温，“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体育本身的价值并不只是通过为国家、为组织获取成绩来体现的，通过体育满足人在自身价值实践上的需求，才是体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袁旦表示，“中国社会对体育价值的认识有了明显进步，相比几十年前，现在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有了巨大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往的国际环境早已今非昔比，竞技体育被赋予的政治语境已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对外而言，今日的中国已不仰仗体育赛事的金牌来证明自身的国际地位，对内而言，中国人也不会再为多得几枚金牌而豪气顿生或少得几枚金牌而耿耿于怀。
“举国体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体育体制却仍在走几十年前的老路，这已经产生了太多的负面影响。”袁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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