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7日，在这个属于中国足球转折点的日子里，已经71岁的曾雪麟终于打破沉默，回忆了自己作为1983年至1985年那一届国家队主教练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我特别羡慕米卢的执教环境” 走马上任 我是在苏永舜差一点将中国队带进世界杯之后被任命为主教练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还并不是中国足协，而是国家体委下属的足球办公室————当时的中国足协可以说只是一块空招牌，实权全部在足球办公室的手中，而当时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除了足办主任陈家亮之外，便是已经出任训练局副局长的年维泗。 不过，选拔队员的权力却并不在我手中，当时国家队实行的是领队负责制，每一名队员的入选都需要通过领队和教练组的共同协商才可能获得通过。而即便在确定了入选名单之后，教练组也不是就可以随时调人，必须通过足办向运动员所属省、市足协或体委下调令，再由他们通知相应的球队才可以完成基本的手续。如此层层下达，通常征调一名运动员至少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另外，由于足办当时没钱，对于国家队的支持，如果同现在相比的话，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当时，像古广明和李辉这样的运动员的工资也就是88元，入选国家队的队员可以得到的补贴也就是每个月10元，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另外，受客观条件和经费的限制，我们最多只能通过录像观看部分国外联赛，想亲临现场考察对手的情况也不现实。比如说，那年外围赛时我本来准备到香港观看一场他们的比赛，但领导告诉我：外汇有限，对手实力又不咋地，你还是不要去了吧。也许正是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使得我们在5月19日同香港队比赛时，对对手的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也可以说为“5.19”埋下了伏笔。 我之所以将这些说出来，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现在米卢执教中国队的环境真是太好了，让我特别羡慕。坦率地说，如果当时也能够有现在这种环境，虽然我不敢说就一定能够将中国队带出去，但至少也不至于留下那么多的遗憾。 “失衡的心态已经压垮了中国队” 5.19记忆 同香港队比赛之前，中国队的优势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有7个净胜球的优势，打成平局便可以顺利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如果换成现在这支国家队，可以说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但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赛前，当时的中国足协名誉主席程子华在接受采访时便已经明确表态：这场球在北京进行，如果我们在家门口都被香港队打平了的话，那实际上等于输掉了这场比赛。当时的传媒更是造势说：同香港队比赛，中国队如果不能胜出对方两个球以上的话，便不能算是赢球。 应该说以中国队和香港队当时的实力对比，外界寄予厚望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当时我们在调节队员心态方面明显缺乏经验，再加上对球队提出这种希望的又不仅仅只是普通的球迷，所以，我们的队员很快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甚至可以说，失衡的心态早在“5.19”之前便已经压垮了中国队。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比赛的当天上午，当香港队结队出去旅游时，我们却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的会，讨论的焦点便是如何拿下这场比赛。结果，半天的会议下来，队员们的思想压力进一步加大，头脑也变得发热起来，恨不能一口就将对方吃下。本来我们这支队伍通过获得亚洲杯亚军树立了一定的自信心(足办连同一年的补贴在内给每名队员发了300元的奖金)，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队员们一站到球场之上居然除了焦急还是焦急。在对方先进一球的情况下，队员们更加急躁，虽然上半场我们凭借李辉的进球将比分扳平了，但队员们的焦急情绪并没有减弱。 下半场，我们攻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深知中国队一定想赢的郭家明却依然是老虎不出洞，令中国队只开花不结果，反而利用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将比分反超。极度的急躁终于害了中国队，最终我们输掉了这场比赛。 “5.19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引咎辞职 若干年过去，我现在和郭家明也已经成为朋友，说起那场比赛，他总是笑着说：“赛前我就已经料到中国队不仅输不起，甚至也平不起，所以我们的战术就是要让中国队在急躁中自乱阵脚。” 面对1比2的比分，队员们傻了，我也是欲哭无泪。球迷们开始在看台上闹事，我和队员们则呆坐在了休息室内。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那样呆呆地坐着，没有任何人说话，有的只是很多队员在不停地擦眼泪。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外面球迷在高喊“枪毙曾雪麟”、“打倒曾雪麟”，但是我那时还不知道外面已经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那时我的感觉可以说已经完全麻木，心中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这一届世界杯就这样结束了！ 在公安的大力保护下，我们撤回了龙潭湖驻地。也正是从那一个晚上开始，我们有整整一个星期被球迷围困在了驻地，不要说已经订好机票的队员无法回家，就连正常的洗澡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了：为了避免和球迷正面接触，公安部门要求我们必须留在房间内。事实上，我也是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北京乱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晚上，事态之严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意识到事情已经不是输了一场比赛那么简单。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开始了球队的自我总结，而我本人则作出了引咎辞职的决定。因为我必须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在6月1日正式对外宣布辞职之前，我也确实接到了很多的球迷来信和电话，全部是骂我的，甚至还有人寄来了刀片和绳子，让我“自行了断”。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因为某美国电台报道说，我从四楼跳下来自杀了，以至于我爱人的一位朋友连夜从上海打来电话，向我爱人“表示慰问”。事实上，那段时间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一辈子算是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出门见人，由于整夜失眠，熬到眼睛都坏了，必须到医院进行治疗。 不过，6月16日宋任穷对我的专门接见在很大程度上帮了我的忙，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队犯下那样的错误，根子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体制。而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我已经宣布辞职之后，反而有很多球迷写来了安慰信。我至今都记得，有一户无锡人在召开了家庭会议后决定，邀请我到他们在太湖边的家中休养一个月，费用他们全包，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可不是容易作出的决定。一场“5.19”既让我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球迷既冲动又可爱的一面，而这种记忆对我来说，无疑将是终身难忘的。 “5.19之后还能站起来是奇迹” 我的足球之路 在“5.19”之前，我的足球之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我甚至没有当过任何人的助理教练便干起了主教练的工作。在50年代末中国派队前往匈牙利学习时，我还只是张俊秀的替补，但1959年的时候我便成了天津队主教练。没想到我这一上居然还就取得了成功，当年便率队夺得了联赛和杯赛的冠军。其后的几年间，天津队也一直都保持着全国前三名的成绩，1965年还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离开天津队后我便到了北京队，后来促使足球办公室将我选拔为国家队主教练的直接原因可能还在于，我率领北京队在1982年夺得了全国联赛的冠军。虽然我最终在国家队可以说失败了，但事实上，直到“5.19”之前，中国队的表现应该说还是让球迷们比较满意的。 当然，无论我取得过怎样的成绩，对于“5.19”的失败至少当时很多球迷都是感到难以接受的，而那次失败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当时很多训练局大院的人都议论说：“曾雪麟这一辈子算是完了，甚至命也长不了了。”虽然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来说这样的话，但我爱人陈孝彰是体操队的总教练，所以外面的议论我并不难知道。老实讲，在“5.19”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挺得住也没有多少信心。 我最终没有倒下，在一定程度上又得感谢宋任穷，因为他在接见我的时候，专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世上没有常胜的将军。在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我是这样来判断一位连长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好连长的，即便他在100场战斗中打了99场的败仗，但在最后的较量中他取得了胜利，那么他就是一位好连长。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可以说相当之大，所以在“5.19”之后我虽然没有再出现在第一线，但却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足球：我进入了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到全国各地进行足球调研工作。 后来到深圳，则是与我经历的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打击有关：1989年11月24日，我正在上海出差，我的爱人却突然在带队备战1990年亚运会时因心肌梗塞去世。于是，我在梅县老家的老乡和同学建议说：你还是到南方来住一住吧。所以，虽然我现在多数时间住在深圳，但我的组织关系仍在训练局，工资也还是在北京领。 来到深圳后，平安公司在接手深圳队之时便邀请我出任主教练，而类似的邀请在职业联赛开始之后也一直没有停过，但我真的已经不想再出来带队了，所以我的态度一直都是“请另请高明”————1998年我出来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深圳队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好，6场比赛才拿了2分，俱乐部的领导接连恳请我出来“顶一段时间”，我才答应以技术顾问的身份暂时出山。结果，首战吉林延边便以3比0获胜，也算是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吧。 事实上，不论我是否为深圳队暂时出山，我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我在“5.19”之后还能够站起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至于后来我在平安队和车范根签约之前带队7场拿了12分，现在想来，也算得上是我在自己执教生涯中的最后贡献了吧。采访／整理特约记者黄埔 (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