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机构越简越肿

　　■精神武器锈死不堪

　　■面对涉黑噤若寒蝉

　　有人说：“中国足协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会踢球的，一种是不会踢球的”，现在这句“体育馆路９号”的名言可以改了———中国足协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懂政治的，一种是不懂政治的。阎世铎入主“９号”后，“政治”被持之以恒注入他的施政元素。但是，这一次他遇到了坚硬的“抵抗”。

　　去年底就悄悄酝酿的“机构改革”到３月３０日才正式出台，标明这个过程中遭遇了尴尬，更为奇怪的是，秉承总局意图，旨在精简机构、灵活运转的“六部一室”阎之原创意在最后时刻分娩出了“六部六室”外加“国家队香河基地领导小组”，“新闻办”也成为有实无名的一个模糊机构。

　　“机构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总局精神、优化组合、提高效率等等，但它肯定不是仅仅把人员的座位进行调换，把各部门的办公室在“９号”内二楼或三楼的搬上搬下，作为体委系统“鹰派”人物的阎世铎虽然力图把“机构改革”做得行云流水，但“传统”的力量发挥了———１３名处级干部的位置安排难题横亘在阎世铎面前。与所有的国家行政单位机构改革一样，人的问题成为最大障碍。

　　撤消“国管部”转化为“国办”与全力冲击世界杯的意图并不矛盾，因为这份权力因强大的“国家队世界杯领导小组”的成立成为典型的“中央集权”，无论是朱和元还是吕枫，今后扮演的只是一个串联、协调的角色，但李晓光最终还是出任技术部的一号人物，而并不是之前风传的在“裁判办”屈身谋职，因为他是处级干部，在行政理念很浓的足协，“降级”比“降职”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１９９９年撤消的“市场开发部”是为了加强联赛营销，也为了更直接地控制“福特宝”公司，而且此举可以安排至少两个处级干部的座位。郎效农出任“中超办”主任，这个机构具有非常的弹性，随着下一轮机构调整与中超成功启动，它在未来的作用可能会取代联赛部，所谓郎之“失宠”传言也因此位置性质的再确定而化解，郎效农是不折不扣的“干才”，他的能力与级别在足协人眼中是不容动摇的。外事部、财务办是很专业的部门，而且原来的负责人赵金福、竭宝芝与上述人员一样均为处级干部，“两会办”主任由冯剑明出任，虽然他从“新闻办”脱身而去，但新的位置必须与“处级”待遇相匹配。引人注目的是突然恢复了“女子部”，这个部门的重出江湖并无预兆，也许出任负责人的张健强的处级身份可以说明原因。

　　“机构改革方案”的变形，不像是“鹰派”人物阎世铎的初始意图，面对盘根错节的传统人事体系，他只能选择调和，虽然“取消升降级”的顺利进行有些兵不血刃的味道，但他的强硬作派对“地方”有效，在足协机关内部却有些无处发力，据说，总局只给中国足协下派了６个处级单位指标，但阎世铎必须给另７个处级干部排下座位，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走上“改良”道路，制作者必然有种挫折感。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受挫感也许会在今后的“大内”得到进一步体现。

　　阎世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听说山东鲁能溃败望加锡时极为震惊。在亚洲杯后他说过“与日本队其实不止一个球的差距”，但并没有想到面对日、韩两队连丢１２球，他认为，除了技术问题外还有精神问题。他要求查清问题。但问题是查不清的。

　　这与一年来大讲“作风”、“品质”的宣教是相背的，对于批评家指出的近来足协流于“空洞”、“虚无”、“简单说教”，阎世铎并不以为然，但这一次他又尴尬了，他的“政治”讲得不可谓少，但这政治武器，似乎已经锈死不堪，毫无作用。“他还是根本没有点到中国球员的穴位”———一位很佩服阎世铎却仍然很困惑的足协官员说。

　　采访阎世铎现在已变得很难，他只能接受一些近乎“发言”性质的专访，因为他不可能触及中国足球深处的柔软部分。可能逐渐肯定的是，王俊生难以解决的东西他也很难解决掉，在重庆“百事可乐”联赛开幕前两小时，他有些感喟：“这是在中国，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正是当年典型的王俊生式“一嗟三叹”。

　　还有什么比在精神战斗力上惨败更令人尴尬的呢？这正是阎世铎最最强调的。

　　随后为之作出强化注解的是“张玉宁涉黑案件”，可以说，这个“案件”是对中国足协尊严的一次最严峻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阎世铎，在连赛场作风都未解决好的情况下，“黑社会”像一个难以消化的硬物堵在了胃里。中国足协４位副主席的沉默态度反而说明他们深知此事如果属实的利害。在记者试图对一位副主席的采访中，他的语气谨慎得有点惊恐：“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怎么说呢？不能乱说的……”如果卞锋真的有问题，如果公安局真的立案了，如果一切都在司法程序中进行了，无论张玉宁有罪还是无罪，对于中国足球的打击都极其次要的。

　　与其说中国足协在观望事态的发展，不如说希望事态就此凝固，冲击世界杯的首要任务被这些事件纠缠不清，一年来追求的政治效果褪色了。这是最尴尬的突发事件，强硬如阎世铎这样的人物也不能想透怎么会冒出这等事件。“机构改革”、“望加锡惨败”、“张玉宁涉黑事件”是最近与“政治”截然相反的三桩“大郁闷”，它们违背着足协一贯的主张，却说明了———“政治牌”并不是治理中国足球的真正王牌，始于一年前的“政治风暴”遇到抵抗，在狠抓“上层建筑”的时候，下半截开始乱了。（李承鹏）

(足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