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刘志向

　　猖獗的假球黑哨如何避免

　　曾经有激进的言论评价道：１９９８年秋，中国的几千万球迷成了世界上最迷惑的观众，他们在现场或电视上观看了中国的足球联赛，但他们不知道哪些比分是“真”，哪些是“假”。“假球”这个在外文中无法查到相应词汇的字眼，居然成为中国足坛１９９８年的一大流行语。这句流行语似乎仍然在大范围的在民间流行着。

　　１９９８年甲Ａ联赛将近尾声时，某南方球队客场作战，上半场仍是０∶０，中场休息时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下半场将是０∶４输球。令人惊奇的是，下半场这支南方球队不多不少刚好输了４个球！这并不是预测巧合。同年，广东足球两支老牌甲级队中，都有球员涉嫌“故意输球”，虽然俱乐部方面并没有获得确凿证据，但两队均有主力后卫自联赛某一轮后就没再出现在上场阵中。而今年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杯预选赛的夹缝里，一向被人们忽视的甲Ｂ居然大张旗鼓地假了起来。首先是天津立飞的赌球风波，随后在成都五牛与绵阳太极的１１∶２制造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比分之最，也向陶醉在世界杯梦想当中的国人泼了一盆冷水。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在纠察此类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司法机关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查处假球黑哨的问题，中国足协也没有将自己手中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移交给司法机关。而根治假球黑哨的惟一有效手段就是司法介入。

　　薄弱的基础建设如何完善

　　今年年初的深圳会议提出了“中超构想”。他们针对中国足球基础建设严重滞后、发展潜力不足的的弊端，敦促各地方俱乐部在短期内完成与职业足球想匹配的基础设施。这个举动确实有他务实的目的。但是，中国足球的薄弱基础在短期内是无法强化起来的。因为这个基础的范围实在过于庞大，而各个地方俱乐部在长期惨淡经营当中也一直玩着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在足球学校这个项目上，许多俱乐部从一开始就没作长远打算，只是为了应付差事一样地随便找个愿意借用他们名头的企业或者财团搭成合作伙伴。北方一家老牌甲级俱乐部在与合作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居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合作期限与违约条款。结果，在后来，当他们终止与前者的合作筹建自己的足球学校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一座城市居然出现了两个同样名字的足球学校的事实。

　　而在基地建设、医疗设施、伤害保险等诸多方面，各个俱乐部因为财力不同采取的办法也各不相同。因为没有可以参照的有关法律法规，俱乐部也只好按照土办法来解决问题。２０００年的曲乐恒事件向所有人敲起了警钟。管理的规范化逐渐提上日程。尽管足协方面三令五申，但中国足球的基础建设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作为足球未来的三线、四线队伍的训练环境依然非常恶劣。中国各地可以开放的踢球的场所依然寥寥无几。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考察中国的时候说，你们给孩子踢球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陈旧的培养方式如何出新

　　目前，中国足球正在以一种本末倒置的方式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作为最基础的青少年足球是整个足球体系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这显然不适应未来足球发展的需要。而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早已经向中国足球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战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可是，我们的足球还是没有将他老人家的金玉良言认真总结。在各地方俱乐部的培养机制中，青少年队伍的待遇、装备、训练环境、师资力量以及文化培训都是最为薄弱的。当许多外籍教练看到中国孩子在土场或者是水泥场上摸爬滚打的时候不禁叹息道：怪不得中国球员的运动寿命都如此之短，他们的膝关节都在青少年时代就衰老了。事实上，在欧洲和美洲，不论多大的球员训练，都会在草坪上完成。而在中国，草皮训练场几乎成为一线队伍的专用场地。

　　忽视文化培训使中国足球走过了许多弯路。文化修养不足自然造成对思想的理解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的不足。而基层教练的执教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没有上岗的资格，这导致基层队伍缺乏系统的培训和科学的训练，也根本无法接触到先进的足球思想。因为俱乐部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一线队上，所以梯队的成材率明显不高，而当他们进入一线队之后，还需要重新培养。其实，许多技术和思想都应该在梯队中完成了。而如何使工作中心转移到长线投资的青少年足球上来，仍然是我们在以后将要面对的严峻课题。

　　落后的管理机制如何变革

　　中国足球的管理依然没有走向成熟和科学，依然与国家现行的法律和条款有冲突的地方，也有相当一部分责权应该转交给国家司法部门来判断和执行。但是，中国足球依然在计划经济模式的经营方式下运行，管理也停留在发号施令的范畴。在诸多方面，作为需要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国足协依然管得过多、过死，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地方俱乐部的经营积极性，也无形中减缓了整个足球产业的发展进步。

　　由于在经济上始终不能放权，地方俱乐部对中国足协怨声载道。在中国足协与各地方俱乐部的工作关系中，足协始终没有扮演一个服务者的角色，而各俱乐部却一直担任被动接受指令和命令的角色。在足协８年来的管理业绩当中，他们制定了无数的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但是没有哪章哪款真正征求了地方俱乐部的意见。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俱乐部，他们的建议始终处在被搁置的状态。由于缺乏正确的反馈意见，中国足协也只好凭借单方面的观察和猜测来制定政策法规。有些甚至严重脱离实际，有悖于客观规律。当时许多俱乐部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足协不聘请体育专家、经济专家和法律专家来为他们的政策法规提供有效的依据和指导？

　　２００１年的深圳会议上，中国足协勾勒出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并且第一次提及了过去并不愿意提及的一些敏感话题。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规划依然停留在设想上。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模式来照搬，中国足协第一次诚恳地向各地方俱乐部征求意见。这次，各俱乐部的许多意见被采纳，属于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但，在紧接下来的几次峰会上，中国足协似乎没有放权的意思。在广告经营、转播费用、比赛收益等诸多方面，足协依然采取“宏观调控”，把本属于地方俱乐部的资金以奖金的方式有限地发放给俱乐部。由于始终牵扯到经济利益，各地方俱乐部也一直对足协的态度和办法耿耿于怀。加上中国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地方俱乐部的利益再次被忽视。经营惨淡的甲Ｂ俱乐部终于暴露出了弊端，接连不断地冒出类似假球、赌球等危害中国足球健康的事情来。而中国足协对此管理的方式和办法既不合法也不合情，无形中起到了姑息养奸的作用。

　　即使在国家队成功登陆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对足球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一直处在落后的位置，而且严重制约了中国足球的发展。这是大问题。

　　可见，在我们为世界杯狂呼的时候，应该理智地认识到，等待我们的还有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