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足球报》伴随中国足球又走过了365天。这一年的是是非非，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按常理，年末岁终，又到了评选年度风云人物及年度十大足球新闻的时候，本报也曾一年一年地循着这个“常理”完成了一年一年的总结和评述。但今年我们打算变一变这个“理”，将我们这一年经历过的中国足球的种种与我们的读者一起分享，在分享中达到沟通和了解，在分享中知道中国足球幕后的种种，也在分享中伴随我们告别过去，迎接新年。 在我们称之为《白皮书》的这些故事中，有我们的努力，也有我们的失败。我们将这些全盘端出，将我们的“心”剖出。 明年，还期待与您同行！ 1“水球”报道——最精彩的情报战 中国队进行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之前，本报记者赵了了于3月27日从北京启程，先后转战西安、昆明、广州三地进行“新闻调查”。本报编辑部对这个专题的策划，意在为国家队即将进行的三个主场的比赛以及关注国家队的读者“打前站”。 8天内，赵了了在西安、昆明、广州三地采访了当地公安、气象、医疗、酒店、赛区组委会等诸多相关部门，获得了中国队三个主场的一手资料。满载回京后，本报以三个整版篇幅推出此次新闻调查，醒目的标题《天敌：水球！！！》引起各家媒体注意。文章针对三个主场比赛时均有可能遇到雨天这一细节，提醒中国队做好踢“水球”的准备。 报道推出后，中国足协很快作出回应，新闻办工作人员打电话索取当期报纸，因为“阎主任要求将这份报纸存档”，同时阎世铎也建议国家队能针对“水球”有所准备。同时，国家队教练、队员也在本报后一期报纸作出回应，米卢特别感谢本报对国家队备战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结果是，由于资料掌握充分，中国队在西安、昆明均遇雨天。到广州备战时也一直是阴雨绵绵。每次比赛前，编辑部的人都在开玩笑：“了了，还是你最牛。” 此次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在为新闻调查配发的编后中与米卢开了个玩笑：本报为此次新闻调查花费万余元，如果中国队冲击世界杯未能成功，则一定要找米卢先生报销这笔费用。 对此，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则不失幽默，也与我们开玩笑，“好！一言为定，中国队不出线米卢负责报销。中国队出线了，中国足协负责报销”。 后来，阎世铎在一次聊天中曾提及：“现在新闻竞争很厉害，听说很多新闻单位不惜重金，但我看只有你们这笔钱花得最值得，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也给国家队帮了大忙。” 至于报销费用的事，当然也就没了下文。 2请来周星驰作嘉宾 约到周星驰作《中国足球报》十强赛特刊嘉宾评论员，不仅为报纸平添了生气，而且引来无数同行和球迷的疑问：“你们怎么能请到周星驰？” 其实，在讨论本报十强赛特刊报道计划的会上，当有人提出这个惊人设想时，连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是啊，凭借那部《大话西游》，周星驰早已红透半边天。在北京不少大学，这部电影甚至成了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而大名鼎鼎的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也是在三顾茅庐后，才成功请到周星驰去作客；周星驰的广告，几乎覆盖了央视的黄金时段…… 广告身价600万港币的周星驰，怎么会给一家足球报纸作嘉宾评论员呢？ 在这里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周星驰先生不但担任了本报的评论员，而且，他分文不取，全是免费！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透露成功邀请周星驰的曲折而有趣的过程，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秘密”。但有一个故事，我们至今难忘。 在我们基本谈定聘请周星驰先生担任本报评论员时，星爷正好到北京参加娃哈哈公司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难得与星爷一见，我们编辑部商量着送周先生一点礼物作为纪念。商量来商量去，还是采取了本报总编辑的建议：周星驰在《少林足球》中总穿一双破得不成样儿的鞋子踢球，我们还是送他一双质地精良的“拐子”（专业球鞋）。 但就是这双鞋，当我们交给星爷时，他却是一脸难过，“要知道，我可是穿彪马的呀！” 这时，我们才发现关键的问题：星爷本来是彪马的形象代言人！ 但最后，周星驰先生还是收下了我们的礼物。至于我们的礼物——那双比彪马还贵的名牌球鞋，不知道最后星爷作了怎样的处置。想来，我们的苦心是永远到不了星爷的脚上了。 那天的新闻发布会，到场的全是娱乐记者，本报作为惟一一个足球专业媒体，在新闻发布会上颇受关注。周星驰第一次在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足球的话题。他认为：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只是早晚的问题。在后来的评球中，我们曾经打趣说，中国足球所以能冲出去，也算占了周星驰的光。至少，借了他的吉言。 十强战期间，《中国足球报》的“周星驰大话足球”栏目引来八方关注，各大网站、媒体纷纷转载。一位热心球迷还打来电话，“一开始，周星驰的评论只是看着好玩、有趣，但后来，我发现他真的开始懂球了”。 在这里，本报再次向周星弛先生以及他的经纪人孙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3出线晚会的特殊客人 7次冲击，44年等待。当中国队离世界杯越来越近时，本报与北京电视台合办一台“出线晚会”的想法也越来越真实可行。 我们曾乐观地估计，中国队在10月13日提前一轮出线的可能性最大。然而，9月29日，随着卡塔尔队主场与乌兹别克斯坦队踢平，中国队只需在10月7日主场战平阿曼队即可提前出线。这对中国队与中国球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留给我们筹备晚会的时间一下子缩短了。 为使节目准时播出，本报领导同广告部工作人员在10·1国庆期间一天没休息，全部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与筹备之中。 我们不想再回顾10月7日那个美妙的夜晚，因为那一天将长久地留在每一位中国球迷的记忆中。我们只想说一说，我们无法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些我们应该知道也应该记住的事。 晚会是10月7日当晚10点开始向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沈阳、大连、昆明等9个城市直播的。直播现场的嘉宾中，年龄最大的是90高龄的李梦华，另外，史万春、年维泗、陈成达等人也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因为年事已高，平时晚上10点，应该是他们休息的时候，但在10月7日，这些老人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直播期间，许多媒体的记者打电话采访年维泗，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他说：“要专心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年维泗还说：“在这样一个高兴的时刻，感谢《中国足球报》和北京电视台还能记得我们这些‘老家伙’。”在节目播出间隙，年维泗和陈成达与本报编辑通话，畅谈了他们当晚的感受，因为他俩在十强赛期间一直担任着本报特约评论员。 在晚会现场，还有两位特殊的客人——一位是已故前亚足联副主席、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本报前社长许放的儿子许诺；另一位是已故国脚姜杰祥的战友、八一体工大队大队长李富胜。 10月6日，当我们联系到许诺时，他已经到了沈阳，并买好了次日中国队同阿曼队比赛的门票，他准备到现场亲身感受中国队出线的一刻，以告慰父亲的亡灵。可当他了解到我们的意图后，毅然于7日返回北京，准时赶到电视台，参加我们的节目。在晚会现场，许诺说：“感谢新闻界和足球界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为中国足球作出的贡献。” 姜杰祥英年早逝，他嘱咐家人把他的骨灰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先农坛体育场他曾战斗过的地方，想亲眼看到中国足球进军世界杯的那一天。与他并肩战斗过战友李富胜也表达了与许诺相同的意愿，愿自己的战友早日安息。 现役国脚徐云龙因为生病，只能在千里之外为队友祝福。晚会举行之日，徐云龙还在住院，当晚他跟医生请了假，赶到直播现场。徐云龙说：“以前总觉得自己踢球挺苦的，今晚和这么多前辈在一起，听他们讲述历史，觉得自己这点苦真的算不了什么。”徐云龙离开电视台时已经1点多，医院早关门了，徐云龙只能跳窗户回病房。 这台晚会准备的时间虽然仓促，但直播的效果却非常好，从7日晚10点到次日凌晨2点，全国各地球迷的欢庆场面与直播室嘉宾对7次冲击世界杯的回顾穿插进行。当太阳又一次升起时，这一切就会成为历史，这段历史在我们的记忆中将永远鲜活。 4读者要为《足彩金页》送锦旗 《足彩金页》是在本报年初改版后诞生的。2001年10月22日，中国足球彩票正式上市后变成了现在的模样，选择做足球彩票给了我们一个深入接触读者的机会。每天编辑部接到的电话，关于《足彩金页》的最多，包括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建议，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一一做到。 每期的足彩推介是我们工作的重点，由于出版时间的原因，我们的前期判断多于及时的信息集纳，这也一直困扰着我们每一位编辑。每次做推介的时候，我们都是诚惶诚恐，因为这关系到每个相信我们的彩民的每一块人民币是得到了回报还是打了水漂。在过去的9期足彩当中，我们的单式、复式投注预测成绩在各媒体排行当中名列前茅，中央电视台的《足球彩报》给了我们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在其中的媒体预测擂台多次排名第一，算是给我们的读者一个可靠的回报。 和所有刚刚接触足彩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充满遐想与期盼。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都心怀忐忑，每期给中央电视台传送的推介参考都要经过反复推敲，而结果往往是无从下手。经常会有彩民把电话打进来和编辑一起探讨，安徽的读者吴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给我们最大的启发莫过于逆向思考和对冷门孜孜不倦的追求，当然最大的收益者还是我们的读者。 足彩第7期，一位广东中奖彩民打来电话，由于参考了我们的一档推介，中得4注二等奖（每注奖金12万余元），他要为《足彩金页》赶制一面锦旗。这面锦旗我们拒绝了，因为这份谢意已经足够，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最好肯定。在他的电话中，我们还得知一份包括《足彩金页》的《中国足球报》在广东要卖到3、5块钱，这件事情我们通过广东的朋友再一次得到证实。这绝对是某些人的个人行为，对读者和我们自己都是一种侮辱，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希望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但是我们还要提醒读者和彩民，任何一期《中国足球报》的零售价仅为1元，无论您是哪里的读者，如果没有及时地买到《足彩金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67144681，得到您需要的东西。 5“水门事件”———谁是真正的制造者 7月6日，南方某报的一篇《国足秘密会议引发水门事件，足协高层极为震怒》的文章将我报推向了一个特殊位置。 文章将我报7月5日刊载《米卢，请就和国情》一文称为足协内部的“水门事件”。 说实话，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前一天中国足协教练组会议内容的客观报道，而文章中大部分观点及认识都是此前媒体反复刊登过的。其中谈及中方教练“建议”米卢要“先了解中国国情”，并直接提出让米卢改变“快乐足球”中的“随意性”和“强度不足”的问题，并详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训练方法。 没料到这篇纯技术性探讨的文章会在新闻界引出如此大的动静。某报的这篇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国家队内部“貌合神离”。 次日的《北京青年报》对此发表评论说：“头条新闻被别家媒体抢到，尤其是被竞争对手抢到，这种愤怒是无法忍受的……” 一些媒体的这种怪异反应使足协内部感到压力很大。此后几天内，所谓的“水门事件”成了一个新闻“焦点”。甚至于有报道传言，足协将本报的主要负责人唤到足协“审问”。 事实是，中国足协负责人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与本报达成了谅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来自媒体的怪异压力。某些人对本报的人员出言不逊，后又自感到不明智，托人道歉。 由于国家队处于备战十强赛的关键时刻，本报采取了非常有大局观的隐忍态度。此事也就暂告一段落。 自始至终没有人对此报道的内容提出过质疑。 6与大力神杯日夜相伴 中国队进军世界杯后，为配合这一欢乐的气氛，本报酝酿把国际足联世界杯——大力神杯请到中国，让中国球迷一睹大力神杯的风采。 大力神杯的原件由国际足联永久保存，发给世界杯冠军的是一个复制品，到中国展出的大力神杯就是这个复制品。在明年韩日世界杯上，这只奖杯将颁给冠军队。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世界杯主赞助商百威啤酒公司的大力支持，是百威公司从国际足联把大力神杯借了出来。 由于授予巴西队的雷米特金杯已经丢失，所以这次大力神杯在中国展出活动的安全工作很重要。本报广告部工作人员在10月22日至26日提前沿着展出路线走了一遍，一方面落实场地、保安、嘉宾等事宜，另一方面也是实地演习一下。 10月28日，大力神杯坐专机从深圳入境，我们的工作也从这一刻开始。本报工作人员和百威公司的代表以及武警总队的官兵共8人全程陪护大力神杯，出于安全及时间的考虑，10月28日至11月4日，大力神杯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温州五城市展出期间，8位工作人和金杯坐专机。 我们的日程一般是早晨出发，中午到达，下午预演，晚上正式展出。每个城市只停留一天，第二天又重复前一天的工作，强度非常大。 展出期间，很多球迷从很远的地方赶到展出地点，希望能一睹大力神杯风采。由于展出地点较小，球迷要等上很长时间，有的球迷为能和奖杯合影，等上大半天是常有的事。 在北京展出期间，由于有一场北京国安队同大连实德队的甲A比赛，所以地点便选在工体。那天恰逢北京降温，两位礼仪小姐身着单薄的礼服，一直在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后来，两位小姐也因此感冒。不过，事前两位小姐已经预感到要感冒，她们说：为了世界杯，感冒也值。 当11月4日大力神杯乘专机离开北京时，我们的工作也就此结束，虽然身体很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曾经可望不可及的大力神杯就这样来到中国，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队进军世界杯，中国足球在世界足坛的地位也正逐渐上升。 7我为什么当“狗仔” 本报一名新记者李丹随中国队出征西亚，体验了一把当“狗仔”的感觉。下面是他为本报内部刊物《最近足球》写的一封“自白书”。 8月30日，国家队来到阿曼马斯喀特的卡布斯苏丹体育场适应场地，记者们当然也倾巢出动。董华突然笑嘻嘻地向大家走来：“不好意思啊，各位。国家队教练组刚刚决定，这次训练封闭，请各位配合一下，离开这里。”在大家一再争取下，记者们才被允许拍照5分钟。 “怎么着，找好藏身的地方了吗？”《北京晚报》的谷辛这么一问，使得我也突然很想看一下米卢究竟要干些什么。 藏在看台上太显眼、主席台上的花花草草又太矮……找来找去，躲过国家队所有成员的目光，他们藏进了主席台下面的库房里。透过库房开着的大门，正好可以把体育场内看个一清二楚。 坐在凉爽的库房里，看着对面的老记们被像轰鸭子一样赶出体育场，我俩别提多乐了。 好日子在国家队做完准备活动后就结束了，国家队可能是怕在库房里工作的三名阿曼工人中有间谍，也禁止他们继续工作下去。一名阿曼工人开始赶记者走，我们被他赶到体育场里。 站在主席台下面太扎眼，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其实，很多国脚早就发现我们了，只是没有点破罢了。最终孤注一掷，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跑道和观众席之间的防爆沟里。防爆沟只有不到半人高，所以我们只能蹲在下面，刚一探头张望，就听见一个声音在不远处喊到：“别露头，一探头就被发现啦。”真不知他是好心，还是故意在大声提醒某些人？ 好不容易捱到国家队开始战术训练，但国家队的一名管理人员却开始围着体育场检查防爆沟。看着他由远到近的影子，我们二人使劲把身体靠近墙壁，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躲在这里像贼一样，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在想：不知道我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狗仔”？到底有没有达到“狗仔”的标准？还有，我们的记者究竟为什么会成为“狗仔”？ 8一条“消息”罚了8000元 在回顾这一年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回避失败。 8月22日晚23点45分，本报一位前方记者从沈阳打电话来，说就在晚上，于根伟与中方教练组谈过话，大意是“在国家队踢不上主力，还不如回家休息。” 由于时间已近我报付印时间（24点），编辑部随即草率上版。 因为遗漏了一个基本环节———记者一手材料的核实。结果，这条“新闻”随即被多家媒体非善意传抄，甚至炒作过程中干脆变成了《于根伟愤然退队》等等。 报纸出现未经核实的新闻，这在本报还是第一次。为此，本报连续召集全体会议，对此事进行了严肃处理：本报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记者组负责人、当事记者全部课以最严厉的罚款和行政处罚。罚款总额达到了8000元。 这次处罚在《中国足球报》历史上是空前的。 处罚借以警醒所有人员：《中国足球报》只提供最真实的新闻。 (中体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