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晓新:八年来，总有一种力量让裁判改变。

　　从2毛钱到数万元，从自行车到香车宝马，从四菜一汤到鱼翅燕窝，从集体宿舍到夜总会，面对物质的突然丰富，面对财富的迅速聚敛，也许，没有人还能记住最初的快乐。我们曾经尝试着去了解裁判们背后的生活，去体会裁判们内心的苦闷，但我们同样知道，物价狂升带来的货币贬值，或者说货币贬值带来的道德沦丧，是中国足球，是与中国足球一起沉浮的裁判们永远都避不开的话题。他们说自己是一群“双面人”，是一群站在足球边缘地带的人，是一群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的人，但他们却注定是一群与中国足球的八年紧紧相连的人；他们说中国足球破坏了他们的初始状态，就像俱乐部说他们剥夺了自己的生存快感一样，到底是一个谁咬谁的笑话呢？

　　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人问了于敬仁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当裁判？于敬仁想都没想就告诉他，你嘴里的哨子控制着一场比赛，掌握着22个人的是非标准，这就是理由；很多年后的一天，有人问一个在大学里学裁判的学生，为什么想当一名裁判？这名学生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因为裁判能挣大钱。这才是一个被合理篡改的是非标准。

　　同样是一个很普通的周末，我突然问了老裁判李少峰一个问题，过去你们吹一场比赛多少钱？李少峰抬起头来，一脸神往的表情，一下子就说到了70年代，“那时候我们吹一场比赛是2毛钱，容志行工资最高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月80多块呢”，后来李少峰又掰着指头算了算，“从家里去越秀山体育场，坐公交车是4分钱，往返就是8分钱，再喝一瓶汽水8分钱，还剩下4分钱，也可以坐一次车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岁月反而让人感到快乐？

　　甲A八年，当我们把这八年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来进行划分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裁判同样经历了相同的黄金到黑铁的时代，甚至，在时代与时代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1993年，裁判们都说职业联赛其实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因为这一年他们突然一场比赛拿到了200元，而之前的整整十年间，他们只经历了从2毛钱到2块钱的改变，这就是快乐。所以，当这群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上体育课的人，突然坐着火车满世界乱跑的时候，也是一种快乐；所以当第二年吹甲A的裁判坐上了飞机，吹甲B的裁判也被俱乐部补齐了差价同样坐上了飞机后，就更是一种快乐。快乐，是整整三、四年里唯一的主题，就像我们的球员突然面对上万的存款，就像我们的俱乐部突然面对上万的观众，即使在并不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裁判从大食堂到四菜一汤，到生猛海鲜，从一套名牌运动服到妻儿同行的差旅费，但并不妨碍他们去享受改变带来的快乐。快乐的代价是什么？也许是一个点球，也许是一场比赛，但满心里感受到的还是快乐，因为即便是球迷，也还沉浸在“保卫成都”的悲壮里，来不及去感受“渝沈之战”的愤怒。

　　广州长堤的“樱花”夜总会记录了他们最后的快乐，因为当初的老板是一位裁委会的副主任，所以所有的裁判都愿意到他那去寻找快乐，他们熟悉里面的每一个卡拉OK包房，熟悉里面每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姐”，多少年后，那里的人都记不起来，是哪一天这些老主顾再也不来了呢？

　　只有每次都陪着他们去的人才知道，一种简单的快乐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再好的歌也有唱烦的时候。有一天，中国几乎全部的一线裁判突然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后来中国足协才知道，他们被俱乐部请到香港去狂欢了三天，住最好的海景酒店，吃最好的龙虾大餐；有一天，俱乐部突然接到了中国足协的电话，接到了地方足协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说出了裁判们还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有一天，对坐飞机已经不再感到兴奋的裁判们突然看中了海狮面包，看中了红包的厚度，看中了年头年尾的“保护费”，人们突然想起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你们给的还是你们要的？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开始面对一种重新衡量的价值标准。再没有欲望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改变，也能够学会一种谋求价值回报的方式，就像有一天，当一名裁判被“黑社会”拖到宾馆的房间里蒙头痛打一顿放出来后，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该不该打，而是自己至少有被打的价值，既然自己是关系到利益的人，就一定是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一段纷乱的岁月其实只延续了两年，也是中国足球最纷乱的两年，但这两年毕竟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规矩，一种不需要再开口索要，不需要再明目张胆的两年。中国足球的诸多痼疾为什么久治不愈，事实上只有一个答案，因为在所有人开始关注的时候，一种约定俗成的“行规”已经让表面的纷乱离开了人们视线所及的范围，我们可以寄望于吉利、绿城冲动的结果，我们可以期待阎世铎手中那把大刀挥向暗中的痛处，但我们同样知道，一群从快乐中走来又远离快乐的人，究竟还能怎样，才会重新想起那一年，手里拿着两毛钱的神往呢？

　　八年来，总有一种力量，让他们陪着足球慢慢变黑。

    (足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