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仅打倒了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同时也打倒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座子围棋王国。西方殖民者的“隆隆”炮声把一大批有识之士从天朝梦、书房里、纹枰间惊醒。国家的危难、生计的压力，迫使这些知识分子把心思和精力从围棋转移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上来。而东邻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增强，围棋迅速发展，围棋的理论和派系林立，数千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下棋者占十分之一，上层人物包括日本天皇都非常重视围棋活动。日本实质上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围棋大国”。这段时期，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是呀，弱国无外交，更何况围棋！素有“围棋荒漠”之称的东北，至今在民间可以收集到1904年日俄战争后到1945年日本军队败退东北时残留的棋具。那时的围棋会馆，是供日本人进出的，性质上具有文化侵略的意义。

　　当日本棋界道场林立、“内弟子”制度流行的时候，旧中国的围棋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一些围棋国手仅仅依靠“官办”和“商办”的“门客”制度才得以钻研棋艺。这种门客制度虽然比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客”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它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心灵的飘泊感、经济上的不稳定，等等。

　　“官办”门客制的代表人物是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段祺瑞。段祺瑞执政长达10年之久，史家对他贬加有之。但他对旧中国的围棋贡献却很大。段氏好棋，在段氏公馆，一度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围棋活动中心。凡入段氏门下的棋手，每个月都有津贴，国内高手张乐山、汪耘丰、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等人都在那儿呆过。1917年，段祺瑞出巨资送“神童”吴清源赴日本学棋。段门高足吴清源不负厚望，几年之后便成为日本“昭和之棋圣”，堪称是中日围棋交流结出的一大硕果。

　　“商办”的门客制首推浙江湖州巨富张澹如。张氏，为人慷慨仗义，嗜棋如命,家有巨宅，设有棋室，凡是来沪的围棋名手，按月奉送津贴，并设对局彩金（胜负略有不同），按月分发，使棋手的生活有了保证，可以潜心于棋艺。张氏门下的棋客著名的有王子晏和陶审安。其时，嘉兴名手王子晏初到上海，被张澹如聘为“证券交易所”会计，实际上让他专门从事棋艺研究。王子晏自然是感激不尽，也努力钻研，在20世纪二十年代，王子晏在同日本高手的对局中取得了34胜、12负、1和、1封局的骄人战绩，成为当时棋界的“抗日英雄”。上海浦东人陶审安也是一位围棋好手，加之精通日语，工于文辞，被张澹如的《新闻报》聘为围棋专栏主编，成为当时研究日本围棋文化的权威人士。

　　面对国内凋敝的围棋书籍，张澹如、陶审安等积极引进日本先进的围棋文化书籍。解放前曾风靡全国的围棋权威著作——《日本近代围棋名局选》（原名《东瀛围棋精华》），正是由陶审安编译，张澹如出资，日本东京高桥印刷所承印的。如此曲折的出版经历，充分说明了旧中国围棋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没落与凋败。

　　鉴于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三人对于中日围棋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1926年，日本棋院破天荒地授予他们“三段”称号。这在旧中国属难能可贵。

    (围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