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3日，星期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从61分钟中国丢第一个球，到第87分钟被对方莫洛迪斯打进最后一球，26分钟的时间我们连失四球……我心里很不平静，也很不甘心，怎么就这样输了呢？一股悲哀袭上我的心头。输球是允许的，从来就没有常胜的球队，但在不到30钟里莫名其妙地连续丢掉四个球，这种输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国人交代。”

　　——王俊生《我知道的中国足球》

　　从王俊生自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出当年那场失利的惨痛，此后，国家队每遇伊朗几乎都要被灌4个球，落下了一个“恐伊”的病根。7年之后的武汉，国奥队终于打个一个翻身仗，对于这场胜利，王俊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振奋，不是一点是三点

　　无论在足协还是在中体竞赛集团，担任要职的王俊生对于接受采访都是非常谨慎、但这次国奥队的胜利，他显得非常兴奋：“这场比赛有三点让我振奋：首先，我们在10年里有两个对手压得我们难以喘息，一个是韩国，一个就是伊朗。就实力对比来看，伊朗的优势更大。1997年我们在主场2比0领先的情况下会以2比4的大比分败北；到了客场，我们输了个1比4，场面比韩国队打我们难看得多。到了1998年亚运会半决赛，霍顿带队，我们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输了，郝海东还被停赛一年。在我的任期内，如果能突破伊朗，我们不仅能够冲进世界杯，还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所以，我非常希望中国足球能够战胜这两个强敌，如今在国奥这个领域里，小伙子们已经改写了历史。”

　　王俊生的第二个振奋是国奥队能够在不利的形势下翻盘：“我任期内对中国足球最放心不下的是赢了就不知道怎么踢，输了就自乱阵脚地胡踢，同韩国等强队比赛，都是对方进我们一球后就捞不回来，这次面对伊朗这个强队，在我们自摆乌龙进球的情况下连进3球，在国奥历史上是罕见的，只有1983年曾雪麟带队争夺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卷对韩国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打成3比3可以与之相比。”王俊生的第三个振奋来自换人，他表示前两场沈祥福两次换人两次很快失球，祥福也承担了很大压力，可是这次换了高明，很快进球。

　　死拼，以97十强赛为鉴

　　王俊生同时也遗憾地表示：“这场比赛的胜利让我想起1997年冲击世界杯最后一场对科威特的比赛前，对方教练的一句话，‘这场比赛不管谁胜，这个胜利都来得太晚了’。那场比赛的胜利与没有出线的压力有关，所以以往紧张、杂乱的毛病都改了。我们为什么总是在走进绝境的时候才能松弛下来打出水平呢？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现在我们只有理论上出线的可能，想让韩国在以后的比赛中连续犯两次错误实在是太难了，让中国队在以后三场比赛保持全胜也非常困难。但是我们绝对要死拼。1997年我们在主场输给卡塔尔，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出线毫无可能，以为指望卡塔尔在客场战胜伊朗根本没有可能，所以对沙特没有孤注一掷，结果1比1打平。不料卡塔尔在客场胜了伊朗，我们悔之晚矣。所以，这届国奥一定要立足于全赢。即使最终没有出线，我们在主场打败韩国，也是一个贡献和突破。”

　　辩护，为沈祥福和封闭集训

　　由于前两场战绩不理想，媒体对足协批评很多，对此王俊生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这次国奥出线基本无望，我看媒体主要对三点极度不满：一是足协的管理，这在我在任时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批判都行，谁让自己辜负了亿万人的期望？第二是沈祥福的指挥能力，沈祥福是我的师弟，打1979年全运会时，我在北京队守门，已经31岁了，他打左边锋，才22岁。他20多年来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足球上，很投入也很执著，为人也很正派。这次失败他固然有很大责任，但是我们如果不把失败放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下思考，只是归咎个人的责任，也会使总结和反思飘在表层。大家都提出早请外籍教练就好了，其实，外籍教练只有米卢是成功的，当初是不是聘他争议也很大，后来我咬牙定下来，在十强赛上他取得巨大成功，但到了世界杯，也依然很狼狈。而施拉普纳、霍顿的结局也都不好。要想改变中国足球，当然要更多聘请好的外籍教练，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足球体制上的改革。

　　媒体批评的第三点是国奥队的封闭训练，这正是从事管理的人与从事监督的人看待这件事的角度不同。谁都知道走训是世界足球的潮流，有些国内俱乐部早在80年代后期就尝试过走训，但是为什么现在所有俱乐部都实行传统的管理方式？原因很简单，中国足球的环境无法与欧美相比，那里好手云集，球员不自律就会有危机，中国有点水平的球员寥若星辰，如果用松散的管理方式，很可能效果还不如今天。不少外籍教练到俱乐部执教，也主张把松散管理改为严格管理。我一直认为欧洲的管理方式绝对比我们先进，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放心地用这种方式管理，我们的足球水平也肯定能大幅度得到提高。”